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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发展援助（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IDA）体系中主要扮演受援国的角色。而自 2007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等新兴援助国（emerging donor）在国际援助舞台的地位日渐凸显。然而，由于遵循与传统援助国不同的援助理念和做法，加之自身缺乏对外援助经验，中国的对外援助一直为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受援国所诟病。对于外界的各种批评，中国官方曾一再尝试澄清，但由于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这些辩词并不能令人信服。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援助的透明度一直很低，从不对外公布详细的受援国名单和受援数额，严重制约了相关的经验研究。正因如此，从实角度探究中国对外援助的实际效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与西方援助国所倡导的"援助有效性"（aid effectiveness） ①理念不同，中国采用"发展有效性"（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理念评估其对外援助的效果，即强调援助对受援国的贸易、经济增长以及减贫等的实际效果。特别地，随着2005 年"促贸援助"（Aid for Trade,AfT）倡议的提出和推进，援助对受援国国际贸易的催化和促进作用逐渐引起援助国尤其是新兴援助国的重视。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也成为其评估援助效果的重要标准之一。由于一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成本优势，而且相对于生产成本来讲，国际贸易成本在商品总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两部分）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夏先良，2011） .因此，援助对受援国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削减其贸易成本来实现的。鉴于此，本文将集中考察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贸易成本（包括出口成本和进口成本）的影响效应，以此作为评估中国对外援助实际效果的参考。

纵观援助领域，关于援助与受援国国际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具体到援助与贸易成本关系的文献则更为**。目前，仅有 Cali 和 Te Velde（2011）、黄梅波和朱丹丹（2014）研究了援助对受援国贸易成本的影响，且均以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为研究对象。其中，Cali 和 Te Velde（2011）采用面板数据较小二乘法估计得出，发达国家的贸易政策和管理援助（Trade Policy and Regulation Aid）、经济基础设施援助（Economic Infrastructure & Services Aid）都能够降低受援国的出口成本，但对进口成本没有显着影响。黄梅波和朱丹丹（2014）进一步扩展了 Cali 和 Te Velde（2011）的研究，采用面板数据可行广义较小二乘法（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FGLS）估计发现，发达国家的贸易政策和管理援助及经济基础设施援助既可以明显降低受援国的出口成本，又可以显着降低其进口成本；更重要的是，不同类别的援助对不同收入水平受援国贸易成本的削减效应不同。

从现有的国内外研究可以看出，援助对受援国贸易成本的影响在理论上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其一，没有深入地研究对外援助对受援国贸易成本的作用机制；其二，关于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贸易成本之间关系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 **，选择新兴援助国即中国的对外援助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贸易成本的影响效应，了中国对外援助研究的不足； *二，采用相关方法计算出中国对非洲部分受援国的援助数额，为以后的经验研究奠定基础； *三，结合中国对外援助的特征，系统分析了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贸易成本的具体作用机制。

二、理论机制分析

贸易成本是指除了生产商品的边际成本之外，商品较终到达消费者所需支付的所有成本，具体包括政策壁垒（即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等）成本、运输成本、履约成本、法律监管成本、当地分销成本、汇率成本和信息成本等.图 1 显示了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贸易成本削减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中国的对外援助主要通过影响运输成本、政策壁垒成本、分销成本和信息成本来达到削减受援国贸易成本的目标。具体而言：

**，削减运输成本。在贸易成本中，运输成本占据很大的比重。然而，对于很多贫困的受援国来讲，其**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普遍较少，导致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严重不足，仓储和道路质量都比较落后，港口装卸条件和吞吐量也远远国际标准，无法满足本国开展国际贸易的运输需求，更是会制约区内贸易一体化。基础设施援助正是为了弥补受援国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以及改善其运输条件。援助国一般会通过项目援助的形式，帮助受援国建设和维护大型基础设施，培养相关的*和技术人员，从而改善受援国的运输条件，降低与贸易相关的运输成本。《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指出，1951 ~ 2009年底，中国优惠中经济基础设施部门占比高达 61%,尽管 2010 ~2012 年该占比下降至 45%,但仍远远**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总援助中经济基础设施援助仅占 16. 4%）,是降低受援国贸易成本的决定力量。

*二，削减政策壁垒成本。从主观方面来讲，为了保护本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和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很多发展中国家往往会设置较高的关税或非关税壁垒，这是国际贸易成本偏高的人为原因。从客观方面来讲，由于发展水平较低，发展中国家部门开展贸易谈判和解决争端的能力和经验相对不足，导致其签署区域内外自由贸易协定的进程相对缓慢，这无疑延缓了本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加大了本国开展国际贸易的政策成本；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通关和检验检疫程序及标准、信息化办公系统等落后于国际水平，海关审查既费时又费钱，不仅延误贸易时机，还会提高本国产品的出口价格，降低其竞争优势。贸易政策与管理援助主要就是为了削减发展中国家的客观贸易成本，同时通过缓解其贸易自由化的各种（如关税收入减少、竞争压力加大等）尽可能地降低其人为贸易成本。换言之，贸易政策与管理援助是为了促进受援国区内、区外的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而提供，它直接对受援国**开展培训和提供财政支持，帮助其增强开展国际贸易的能力，加强海关、检验检疫等制度体系的建设与改革，逐步推进受援国的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进程，从而降低贸易成本。

*三，削减分销和信息成本。贫困国家的信息化技术往往较为落后，渠道和方式也很有限，无法满足国际贸易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技术需求。贸易发展援助不仅会为受援国提供进出口来弥补其资金不足，从而降低其产品分销的时滞，削减分销成本；更重要的是，它会通过技术援助的方式促进受援国通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削减其信息成本的同时，为受援国开展电子商务和**贸易奠定基础。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对外援助的增加能够降低受援国的贸易成本，增强其贸易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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